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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耳墨斯离开他们,回程俄林波斯的峰巅; 也没有向我问过一个字

发帖时间:2019-10-12 21:01

  我当时还未熄灭的旧情以及他那人的一些真正的优点使我对他还有一些好感,赫耳墨斯离但这点好感也经不起他那样不遗余力的摧残。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完全是带非埃尔伯爵式的,赫耳墨斯离他几乎不屑于向我答礼,也没有向我问过一个字,而且我说话他连理都不理,这样,我很快也就不跟他说话了。他到处都抢先,到处都占首位,从来不把我放在心上。如果他不故意拿出那种令人难堪的样子来,这也倒还罢了。但是,人们单凭千千万万事例中的这一个事例就可以判断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了。有一天晚上,埃皮奈夫人感到有点不舒服,叫人给她送点饭菜到她房间里,她上楼去准备坐在她的火炉旁边进餐。她叫我跟她一起上楼,我就跟她上去了。格里姆接着也来了。小桌子已经摆好,只有两份餐具。上菜了,埃皮奈夫人坐到火炉的一边。格里姆先生拿起一张扶手椅就坐到火炉的那一边,把小桌子往他们俩中间一拖,打开餐巾,吃将起来,连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埃皮奈夫人脸红了,为了促使他纠正他那粗鲁的行为,就要把她自己的位置让给我。他呢,一句话也不对我说。看也不看我一眼。我既不能挨近火炉,就决计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仆人再拿一副餐具来给我。他就让我在桌子离火炉很远的那一头吃了晚饭,没有对我稍微客气一下。他不想到我身体不好,又是他的老大哥,跟这家人的交情比他还早,而且是我把他介绍到这里来的。现在他作为女主人面前的红人,应该对我优礼备至才对呀。他在其他场合对我的态度也跟在这个事例中完全一样,他不只完全把我看成比他次一等的人,他简直把我看作零。我很难在这种态度中认出当年在萨克森-哥特的储君家里以得我一顾为荣的那个学究先生了。他一面有这样深沉的缄默和这种侮辱人的傲慢态度,一面却又在所有他知道与我有交谊的人们面前吹嘘他对我的友谊如何深挚,这二者怎么能调和起来呢?说真的,他表示友好,不过是为了同情我穷,不过是为着怜我命苦,也不过是为着嗟叹几声而已;而我自己是乐天知命的,并不为穷而抱怨。据他说,他是想善意地照顾我,而我却无情地拒绝了他。他就是用这种手腕来使人赞美他好心的慷慨,谴责我忘恩负义的恨世心情,他就是用这种手腕来使大家于不知不觉中认为在他那样一个保护人和我这样一个不幸者之间,只能有那边施恩、这边感激的关系,根本就想不到,即使这种关系是可能的话,也还有一种平等的友谊存乎其间。在我这方面,我就怎么也找不出一件事来能叫我感激这位新的保护人。我借过钱给他,他从来也没有借过钱给我;他生病,我照护过他,我历次生病,他难得来看我一下;我把我的朋友全都介绍给他了,他的朋友他却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一个;我曾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宣扬他,而他呢,如果他也宣扬过我,却并不是那么公开的,而且用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他从来没有帮过我任何忙,甚至没有对我说过要帮我。他怎么能是我的麦西那斯呢?我怎么能是他的受保护者呢?这一点,我过去想不通,现在还是想不通。

我相信,开他们,掌握着我命运的那班人后来付诸实施的那套计谋,开他们,就是在这个时期制订出来的。这套计谋进展与见效之速,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一切助人为恶的事是多么易于搞起来的话,一定会惊为奇迹。现在我必须把我在这套阴暗而深邃的计谋中所能看得清楚的部分,努力用三言两语来说明一下。我相信我不能把马布利神父之死算作我这时期所受到的损失之一。我在他的哥哥家住过,程俄林波所以和他有过若干交往,程俄林波但是从来就不怎样亲密。我还有若干理由可以相信,自从我获得比他更大的名声之后,他对我的感情就变质了。但是只是在《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他对我的恶意的表现。人们在日内瓦传诵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他写的,他在这封信里把我这部作品说成是蛊惑人心的政客煽动叛乱的叫嚣。我对马布利神父的敬重和对他的学问的钦佩,不容许我有一时一刻相信这种荒谬绝伦的信是他写的。于是,我的坦率的性格叫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给他,告诉他说,人家都说是他写的。他却不给我任何答复。这个沉默使我诧异了;但是,请大家想想,当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实是神父写的,并且说,我的信曾使他十分尴尬,我又该诧异到何等程度啊!因为,退一步来说,即使他说得有理,但他那种既没有人强制又没有必要、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一向对之表示好感而又从未辜负过他的人,在其灾难最深重的关头一棍子打死,而且还干得那样兴高采烈,他又怎样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这部书完全是用我的作品肆无忌惮、寡廉鲜耻地拼凑起来的。我读着这本书,就感觉到作者对我是下定决心的了,从此我不能有比他更险恶的敌人了。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写出了他力所不能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写出了《永久和平》,就希望我从事圣皮埃尔神父作品的摘录工作,免得有那么大的成就。

  赫耳墨斯离开他们,回程俄林波斯的峰巅;

我想起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可以把一切都照顾到的权宜之计。我既然每逃到一个地方都被我那些暗中的迫害者的诡计阴谋钉住不放,峰巅既然现在我只看到一个科西嘉岛还能使我指望在老年得到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愿让我享有的那种安宁,峰巅那么,我就决计依照布塔弗哥的指示,当我一有可能的时候,就到那个岛上去。但是,为着能在那里生活得安静,我又决计至少要在表面上放弃那立法的工作,而只限于就地写科西嘉人的历史,作为对他们殷勤待客的一种报答。不过,如果我看出有成功的可能的话,我也不声不响地作些必要的调查,以便我对他们能有更大的用处。这样,我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可以暗暗地、更自由自在地想出一个适合他们的方案,而且这不需要我放弃我那心爱的孤独生活,也不需要我勉强接受一种我既不能忍受、又无能力应付的生活方式。我心目中的植物学,赫耳墨斯离开始成为我的癖好的植物学,赫耳墨斯离正是一门闲人的学问,适于填满我的闲暇时间的全部空隙,既不让想象力有发狂的余地,也不让绝对无所事事的苦闷有产生的可能。在树林和田野里漫不经心地遛跶,无意识地在这里那里有时来一朵花,有时折一个枝,差不多遇到什么就嚼点什么,同样的东西观察个千百遍而永远怀着同样的兴趣,因为我总是看过什么马上就忘记掉的——这就足够使我历千万年而不会感到片刻的厌烦了。植物的构造不论怎样精细,不论怎样奇妙,不论怎样种类繁多,是不会吸引一个无知者的注视而使他产生兴趣的。在植物的组织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恒常的类似与无穷的变化,只能使对植物界有若干知识的人为之叫绝。别人看到大自然这许多宝藏,只能产生一种愚昧的、单调的赞美,他们细看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因为他们连该看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又看不到整体,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各种关系与组合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以其万千神奇奥妙而使观察家感到无限惊奇的。由于我的记忆力不好,我经常处于这种神妙的状态:我掌握的必要的知识,使我对一切都能够感知。那个岛虽小,却分成种种不同的土壤,而我面前的草木也就有相当多的品种,够我终身研究和消遣了。我不愿在岛上漏掉一根草而不加以分析,我已经在准备用无数有趣的观察来辑成一部《皮埃尔岛植物志》了。我也同样严厉地责备我自己。等到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开他们,我就清醒了,开他们,我把话说出了之后,心里也就比较平静了。大凡一个人的爱情,被激起爱情的女方知道了之后,就变得好受些。我用来责备自己的那种力量理应医好我的爱情的,如果事实是可能的话。我把所有强有力的理由都找来帮助我扼杀我这份爱情。我的操守呀、我的感情呀、我的原则呀、可羞可耻呀、不义不忠呀、罪在不赦呀、负友之托呀,最后还有个理由:以这样的年纪,还让最荒唐的热情燃烧起来,而且对方又已经心有所恋,既不能对我的爱有所回报,又不能让我保留任何希望,未免太惹人笑话了,而且这样荒唐的热情不但不能由坚持而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变得一天比一天更苦痛难堪。

  赫耳墨斯离开他们,回程俄林波斯的峰巅;

我一到莫蒂埃,程俄林波就写信给讷沙泰尔总督、程俄林波苏格兰元帅吉斯勋爵,通知他我到国王陛下的领土上来退隐了,并且要求他保护。他以人所共知的、并且也是我所期待于他的那种慷慨之情答复了我。他邀我去看他。我就跟马蒂内先生一起去看他了——马蒂内先生就是特拉维尔谷地的领主,在总督阁下面前是个红人。这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的那种令人崇敬的风貌有力地感动了我的心,我们彼此之间登时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我这方面一直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方面,如果不是那班使我失去一切人生慰藉的奸贼趁我离远了他,就欺他老迈,把我的形象在他眼里歪曲得不成样子的话,也一定会是始终如一的。我一点也不爱你,峰巅先生;我是你的门徒,峰巅又是你的热烈拥护者,而你却给我造成了许多使我最痛心的苦难。作为你在日内瓦受到收容的报答,你断送了日内瓦;作为我在我的同胞面前为你极力棒场的报答,你把我的同胞跟我离间开了,是你,使得我在我的本国住不下去;是你,使得我要葬身异乡,既失掉奄奄待毙之人应得的一切安慰。又博得被抛弃到垃圾堆里这样的尊荣,而你却把一个人所能期待的一切尊荣都要在我的祖国享受尽了。总之,我恨你,因为你要我恨你;但是我恨你却还显得我是更配爱你的人——如果你要我爱你的话。在过去充满我的心灵的那一切对你的好感之中,所剩下的只有对你那美妙的天才所不能拒绝的赞美和对你那些作品的爱好了。如果我在你身上只能崇敬你的才能,其过错并不在我。我将永远不失掉对你的才能所应有的敬意以及这种敬意所要求的礼数。别了,先生。

  赫耳墨斯离开他们,回程俄林波斯的峰巅;

我一定要把话全说出来:赫耳墨斯离我没有讳言我那可怜的妈妈和我自己的缺点,赫耳墨斯离我也就不该对戴莱丝特别留情;不管我怎样乐于称许我这样亲爱的人,我也不愿意掩饰她的过错——如果心灵情感上的不由自主的变化能算作真正过错的话。长久以来我就发现她的心渐渐冷下来了。我感觉到,她对我已经不象我们黄金时代那样了,而且,我越是对她始终如一,就越发对这一点感觉得真切。我又陷入了我在妈妈身边感到后果的那个尴尬处境,而这种后果,在戴莱丝身上也是一样。我们别去追求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这种后果不论在人世哪个女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我对我那几个孩子所采取的决定,不管我当时觉得是如何考虑周全,却并不总是让我心安理得的。我默想着我的《论教育》,就觉得我曾忽略掉一些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我免除的义务。我的后悔心情最后变得如此强烈,以至它几乎是强迫我在《爱弥儿》的开端对我的过失作了一个公开的承认,而且讲得那么明白无误,谁要是读了那段文章之后竟还有勇气谴责我的过失,那就不能不是怪事了。然而我当时的处境仍然与过去相同,甚至由于我那些一心只想抓我的辫子的敌人的恶意,比过去还更坏些。我生怕再犯过去的错误,不想冒此危险,宁愿忍受制欲之苦而不愿让戴莱丝再遇到那同样的情况。此外,我又注意到,房事使我的健康明显地日趋下降。这双重理由曾使我屡下诀心,但有时未能坚持,不过近三四年来,我却较能持之以恒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看出戴莱兰对我冷淡了:她从职责感出发对我的感情还是照样,但在爱情方面就不再跟从前一样了。这在我们相处之中就必然减少一些乐趣,因此我想,既然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难能得到我的照顾,她或许宁愿留在巴黎,不愿来跟我飘零。然而,她在我们别离时曾显得那么痛苦,她曾要求我作出那么肯定的诺言,保证我们后会有期,我走后她又在孔蒂亲王先生和卢森堡先生面前那么热烈地表示了要和我重行会合的欲望,以至我不但没有勇气跟她谈彼此分开的事,连我自己想这件事的勇气都没有了。当我从心底里感到我实在少不了她的时候,我就一心只想把她立刻召回到我的身边。我写信叫她动身,她就来了。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呢,但是从那么多年以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的分别呀!我们彼此都太痛切地感觉到分离之苦了。我们互相拥抱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啊!爱怜与快乐的眼泪是多么甜美!我的心又是多么酣美地饮着这种眼泪呀!象这样的眼泪,人们为什么竟让我流得那么少呢?

我一觉得戴莱丝有时找借口推辞我所建议的散步,开他们,也就不再开口了。倒也并不怪她不能和我一样乐于此道。乐趣绝不是取决于意志的东西。我知道她的心是靠得住的,开他们,这就够了。只要她能乐我之所乐,我就与她同乐;当她不能乐我之所乐的时候,我就宁可使她满足,不必求我自己的满足。不单是布弗莱神父——他根本就不喜欢我,程俄林波不单是布弗莱夫人——我在她面前犯了女人和作家都永远不能原谅的错误,程俄林波我总觉得元帅夫人的所有其他朋友也都不很愿意跟我交朋友。其中就有埃诺议长,他加入作家队伍后就免不了有作家的毛病,也有迪德芳夫人和莱斯彼纳斯小姐,他们俩都跟伏尔泰相交甚厚,又是达朗贝的密友,后者甚至到最后就跟达朗贝同居了——当然罗,他们住在一起都是极规矩的,极冠冕堂皇的,根本不可能作别样的解释。最初我曾十分关切迪德芳夫人,因为她双目失明,在我的眼光里就成了同情的对象。但是她的生活方式跟我的太相反了,差不多一个人的起床时间就是另一个人的就寝时间。她对小有才气的人又那么无限度地热爱,随便出版一本破烂货,也当作了不起的大事或捧或骂。她说话就是圣旨,说得又那么专断,那么粗暴;不论对什么事,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那么执着,谈起来总是青筋暴涨,浑身抽搐。她那不可思议的成见,那不可克制的固执,那感情用事的论断的顽固性所产生的毫无道理的热忱——所有这一切不久就使我生厌了,不想再照顾她了。我疏远了她,她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这就够叫她怒不可遏。虽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有这样性格的女人是多么可怕,但是我还是宁愿挨她的仇恨的大棒,也不愿遭她的友谊的灾殃。

不多时之后,峰巅他来看我了,峰巅我们一同去圣·皮埃尔岛游玩。在这次旅行中,我发现他跟在蒙莫朗西时候不同了。他有一副说不出的装腔作势的神气,我起先还不感到怎样刺眼,但是以后我就时常回想起来。他在我路过巴黎到英国去的时候,又到圣西蒙旅馆来看了我一次。我在那里听说——他并没有告诉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并且相当勤地去看卢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杳然了,也不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对我似乎始终没有多大好感)给我一点消息。总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倾慕,和范斯先生的那段关系一样,一下子就完结了;但是范斯不曾得过我的任何好处,而他却欠了我一点情,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傻事只是他耍出来的一种把戏:实际上倒很可能是这样的。不仅如此,赫耳墨斯离由我介绍给他的我自己的朋友,赫耳墨斯离在认识他之前,个个都对我真诚相待,跟他认识以后就明显地变了心。他从没有把他的任何朋友介绍给我,我却把我的朋友全介绍给他了,而最后,他把我的朋友统统夺走了。如果这就是友谊的结果,则仇恨的结果又将如何?

不久之后,开他们,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布弗莱夫人的一封信,开他们,据我推测,这封信至少是通过达朗贝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元帅勋爵。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痛切地责备我不该给蒙莫朗先生写那封信,尤其不该去领圣餐。我真不懂她是跟谁发这顿脾气,特别因为,自从我那次到日内瓦旅行以来,我一直就公开宣布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到过荷兰教堂,谁也没觉得我这事做得不对。布弗莱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问题上指导我的信仰,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不过,我并不怀疑她的用心是好到无以复加的——虽然我一点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对这种离奇的谴责绝不生气,心平气和地复了她的信,给她说明我的理由。布弗莱夫人很不赞成我这个决定,程俄林波再次努力劝我渡海到英国去。她未能使我动摇。我一向就不爱英国,程俄林波也不爱英国人;布弗莱夫人的全部辩才远没有战胜我的憎恶,却似乎把这憎恶反而加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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